孤岛的西魏为何在经济上是富国,一言难尽的清朝

读史随笔:一言难尽的宋朝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
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
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
地忽略了。如此积贫的南宋,又怎么承担起官员的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拿出绍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规定的数额庞大的岁币?南宋只有
半壁江山,而境内六、七千万百姓靠什么生存的呢?临安府一天所消耗的粮食就高达3万石,如此多的粮食又从何而来呢?姑且不说南宋历朝皇帝的挥霍,如大兴土
木建造宫观寺庙等等。仅有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年的南宋,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
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愧的强国、富国。
说到南宋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
是农业大国,一直奉行国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农业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主导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两大区域,即两个重心,早
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期就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
经过春秋战国和魏 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呈现衷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益得到开发。五代十国的战乱纷飞,政权频繁更叠,又进一步破坏了北方
的经济,随着金蹄践踏着北方大地,大量的人口也随着宋氏王族南渡,不仅为南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还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一并带入了南方,大力促进了
南方生产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南方取代了北方的经济地位,成为全国新的经济重心。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地
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国家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南宋与金以淮河以北,大散关以东为
界,大片土地为金所有,统治疆域虽然缩小,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却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加之赵氏王朝一直采取对外屈辱求和政策,虽然为此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但其内部却获得了相对安定。南宋虽然偏安,政治也不清明,但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依然存在。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南宋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
展。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对南宋的屈辱求和政策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南宋国内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守
内的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要肯定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这一政策,就不会有江南的内部稳定,没
有江南的内部稳定,就不会有江南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南宋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方的经济的富庶,它为我们今天南方经济的繁荣奠定了
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宋时南方经济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又进一步深化了。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
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上有天堂。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南宋时南方农业的繁荣,以及南方农业
在全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南宋虽然偏安淮河以南,地域缩小,军力疲弱,政治下走向衰落,但江南、两湖、两广等地的经济却有新发展,并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原因导致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繁荣,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南宋的经济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
南宋时,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105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
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
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使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并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农具的改善和应用。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宋代由于矿冶业、金属加工业的发展,炒钢、灌钢法的成熟等,从而使钢刃熟铁农具的创制及推广。这种钢刃熟铁农具不仅坚韧锋利,而且轻巧耐用,适应
性强。可对付蒲苇、芦根等无坚而不摧的犁刀,其制如短镰,而背则加厚,创制于北宋,而到了南宋初已普遍用作开荒或耕地农具。南宋因水田增多,水稻种植
面积扩大,因此在灌溉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当时水车的种类不下6种。而最为普遍的翻车,经过东汉一千多年的发展,形
成了借助风力、水力、自动翻转的筒车,这种装置在农村中已广泛使用。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
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忙,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记录了筒车自动转水的景象以及对农业的巨大作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不仅提高
了劳动效率,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南宋农业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
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高达六七百斤提高了两倍
多。仅太湖流域的粮食就以能供给全国所需。此外,单季耕作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臻至成熟,这种耕作方式早在秦以来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就已存在了,经由五
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至南宋才首先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趋于成熟,并在全国的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这一技术它向世人展示了在现代
高科技生态农业出现以前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风采。南宋江南农业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的推动。稻麦复种制的普及和推广,
已成为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复种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是这些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使宋代江南在我国古代社
会期间有了前无古人、罕有来者的高水平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超越历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
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
江南地区特别是两
淅、两湖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地位的特殊性,赵氏统治者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为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也
较注意农田水利建设。两宋期间,在江南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期间,推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各地共兴修水利10793
处,建成水利田凡36117888亩,内含官田191530亩,其中两浙和江东路合计为2490处和1155108亩,即分别占全国的23%和32%。是
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田开发。对于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稳定和高产,对于排灌农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北宋中期的
农田水利兴修中,江南地区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两浙。并将这种兴修水利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南宋。使江南成为水利设施最完善,条件最好的地区,水利田
所占垦田比率也是最高的地区。为这一地区排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诗人杨万里作的这这首诗:一
岁兴平在一收,今年田父又无愁,接天稻穗黄娇日,照水蓼花红滴秋,就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政绩的最真实的反映。
中国古代勤劳的人民,早
就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两淅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网发达,如何利用如此丰富水利资源获得更多的耕作土地,南
宋人民的行动继续为我们解开了难解之题。
他们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宋人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开人工运河,浚河渠塘浦,沿海筑海塘,丘陵修中小
型水库蓄水,造闸坝堰堤,围湖围海,大规模开辟水利田,并将其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宋代江南百姓与水旱、海潮、泥沙,风浪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
的斗争,不仅确保了五代就已建成的塘埔圩田系统的完整、巩固,而且新开发了大量的圩田、湖田等水利田。《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
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
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如宣州宣城县,在乾道(1165~1173)初就已有圩田179处,总面积758024亩,均占同期该县垦田总数
1400284亩的54%,比北宋期间又有了很大发展。宋代江南的水利事业与水利田开发,不失为鱼米之乡的明智选择,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农田
水利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农作物的推广。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种植已遍布南方各地,品种多至经一百几十种。早熟丰
产的占城稻因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上田亩产量最多可达六、七石。江浙地区是成为当时
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熟,天下足的谚语。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南宋时还出现了很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形成了
经济作物的区域经营。如太湖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泉州出现的蔗农等。这些专业户和经济作物区域的出现和形成,表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和栽培技术在相关
地区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南方商业性的农业和多种经营也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桑树、棉花、大豆、龙眼等的种植,使部分农民以商品生产为主,他们与
市场的联系比传统的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手工业如纺织业、丝织业等也随着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还出现了很多
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据统计: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使得北方的
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相形见绌,北宋年间,政府工商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盐、茶、银、铜的税收,而这四项手工业产品大部或全部来自南方。
与以往相比,我国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方面,海外贸易中更多的进口生铁、镔铁,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频繁的海外
贸易又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以福建为例,不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也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甘蔗种植面积
因制糖业发展的糖的出口需求增加,棉花种植亦因棉织业发展和棉织品出口而扩大。海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适应海外贸易和城市
经济的部门纷纷出现,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南宋农业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我国古代辉煌灿
烂的农业文明。在农业经济的带动下,其它经济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繁荣农业为保障和基础,南宋统治者才能在积贫积弱的局面下,继续过着纸醉金
迷的生活,继续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苏熟,天下足,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被腐朽政治遮住光芒的南宋灿烂的农业文明和繁荣的农业经济。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
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
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
地忽略了。如此“积贫”的南宋,又怎么承担起官员的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拿出“绍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规定的数额庞大的岁币?南宋只有
半壁江山,而境内六、七千万百姓靠什么生存的呢?临安府一天所消耗的粮食就高达3万石,如此多的粮食又从何而来呢?姑且不说南宋历朝皇帝的挥霍,如大兴土
木建造宫观寺庙等等。仅有“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年的南宋,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
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愧的强国、富国。
说到南宋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
是农业大国,一直奉行“国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农业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主导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两大区域,即两个重心,早
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期就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
经过和魏
晋时期分裂动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呈现衷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益得到开发。的战乱纷飞,政权频繁更叠,又进一步破坏了北方
的经济,随着金蹄践踏着北方大地,大量的人口也随着宋氏王族南渡,不仅为南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还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一并带入了南方,大力促进了
南方生产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南方取代了北方的经济地位,成为全国新的经济重心。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地
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国家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南宋与金以淮河以北,大散关以东为
界,大片土地为金所有,统治疆域虽然缩小,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却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加之赵氏王朝一直采取对外屈辱求和政策,虽然为此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但其内部却获得了相对安定。南宋虽然偏安,政治也不清明,但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依然存在。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南宋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
展。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对南宋的屈辱求和政策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南宋国内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守
内”的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要肯定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这一政策,就不会有江南的内部稳定,没
有江南的内部稳定,就不会有江南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南宋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方的经济的富庶,它为我们今天南方经济的繁荣奠定了
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宋时南方经济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又进一步深化了。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
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上有天堂。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南宋时南方农业的繁荣,以及南方农业
在全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南宋虽然偏安淮河以南,地域缩小,军力疲弱,政治下走向衰落,但江南、两湖、两广等地的经济却有新发展,并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原因导致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繁荣,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南宋的经济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
南宋时,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105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
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
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使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并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农具的改善和应用。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由于矿冶业、金属加工业的发展,“炒钢”、“灌钢”法的成熟等,从而使钢刃熟铁农具的创制及推广。这种钢刃熟铁农具不仅坚韧锋利,而且轻巧耐用,适应
性强。可对付蒲苇、芦根等无坚而不摧的犁刀,“其制如短镰,而背则加厚”,创制于北宋,而到了南宋初已普遍用作开荒或耕地农具。南宋因水田增多,水稻种植
面积扩大,因此在灌溉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当时水车的种类不下6种。而最为普遍的翻车,经过东汉一千多年的发展,形
成了借助风力、水力、自动翻转的筒车,这种装置在农村中已广泛使用。“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
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忙,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记录了筒车自动转水的景象以及对农业的巨大作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不仅提高
了劳动效率,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南宋农业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
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高达六七百斤提高了两倍
多。仅太湖流域的粮食就以能供给全国所需。此外,单季耕作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臻至成熟,这种耕作方式早在秦以来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就已存在了,经由五
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至南宋才首先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趋于成熟,并在全国的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这一技术它向世人展示了在现代
高科技生态农业出现以前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风采。南宋江南农业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的推动。稻麦复种制的普及和推广,
已成为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复种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是这些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使宋代江南在我国古代社
会期间有了前无古人、罕有来者的高水平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超越历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
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
江南地区特别是两
淅、两湖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地位的特殊性,赵氏统治者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为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也
较注意农田水利建设。两宋期间,在江南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主持变法改革期间,推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各地共兴修水利10793
处,建成水利田凡36117888亩,内含官田191530亩,其中两浙和江东路合计为2490处和1155108亩,即分别占全国的23%和32%。是
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田开发。对于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稳定和高产,对于排灌农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北宋中期的
农田水利兴修中,江南地区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两浙。并将这种兴修水利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南宋。使江南成为水利设施最完善,条件最好的地区,水利田
所占垦田比率也是最高的地区。为这一地区排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诗人杨万里作的这这首诗:“一
岁兴平在一收,今年田父又无愁,接天稻穗黄娇日,照水蓼花红滴秋”,就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政绩的最真实的反映。
中国古代勤劳的人民,早
就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两淅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网发达,如何利用如此丰富水利资源获得更多的耕作土地,南
宋人民的行动继续为我们解开了难解之题。
他们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宋人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开人工运河,浚河渠塘浦,沿海筑海塘,丘陵修中小
型水库蓄水,造闸坝堰堤,围湖围海,大规模开辟水利田,并将其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宋代江南百姓与水旱、海潮、泥沙,风浪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
的斗争,不仅确保了五代就已建成的塘埔圩田系统的完整、巩固,而且新开发了大量的圩田、湖田等水利田。《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
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
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如宣州宣城县,在乾道(1165~1173)初就已有圩田179处,总面积758024亩,均占同期该县垦田总数
1400284亩的54%,比北宋期间又有了很大发展。宋代江南的水利事业与水利田开发,不失为鱼米之乡的明智选择,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农田
水利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农作物的推广。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种植已遍布南方各地,品种多至经一百几十种。早熟丰
产的占城稻因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上田亩产量最多可达六、七石。江浙地区是成为当时
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熟,天下足”的谚语。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南宋时还出现了很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形成了
经济作物的区域经营。如太湖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泉州出现的蔗农等。这些专业户和经济作物区域的出现和形成,表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和栽培技术在相关
地区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南方商业性的农业和多种经营也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桑树、棉花、大豆、龙眼等的种植,使部分农民以商品生产为主,他们与
市场的联系比传统的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手工业如纺织业、丝织业等也随着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还出现了很多
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据统计: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使得北方的
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相形见绌,北宋年间,政府工商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盐、茶、银、铜的税收,而这四项手工业产品大部或全部来自南方。
与以往相比,我国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方面,海外贸易中更多的进口生铁、镔铁,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频繁的海外
贸易又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以福建为例,不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也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甘蔗种植面积
因制糖业发展的糖的出口需求增加,棉花种植亦因棉织业发展和棉织品出口而扩大。海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适应海外贸易和城市
经济的部门纷纷出现,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南宋农业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我国古代辉煌灿
烂的农业文明。在农业经济的带动下,其它经济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繁荣农业为保障和基础,南宋统治者才能在积贫积弱的局面下,继续过着纸醉金
迷的生活,继续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苏熟,天下足”,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被腐朽政治遮住光芒的南宋灿烂的农业文明和繁荣的农业经济。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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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古代中国的巅峰,但是辉煌时间很短。

  五胡十六国大乱中原,导致先秦以来的古典中国贵族(即从氏族时代起就一直繁衍延续的列国历代贵族,其在魏晋以前的演变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叙。)大批次的从祖居之地南迁。

  从魏晋到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拨又一拨数百万人次的衣冠南渡。除了存续华夏正统文明,也同时客观起到了开发广袤的南方疆土的作用。

  相比于氏族时代从蚩尤直到楚国时代对南方的开发,这一次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要大很多,以至于到唐代贞观年间,持续数百年的战乱之后,天下平定,北方迅速恢复,而南方同时繁荣起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唐代繁荣的贞观到开元时代。唐帝国等于是统治了规模已经扩大一倍的中国(相比于汉代)。

  此时的南方中国还没有形成足以影响,甚至撼动帝国朝局的政治实力,南方作为新兴发达的市场和农作物产地,在持续的供应着唐帝国一次又一次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强硬姿态和对西域的积极开拓。

  南方中国真正的重要起来,是在宋代。

  宋代是古代中国之终结,近世中国之开端。传统中国的诸多恶疾,比如权力分配中一直困扰着汉、晋、隋、唐等朝的,诸如内侍、外戚、武臣、藩王等等影响政局稳定的老问题,在宋代得到了一一化解。

  事实上,说宋代是古代中国的终结,是因为整个宋代的社会结构,与汉唐不同,与先秦更不同。

  诸如政治格局、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国家动员方式、经济与政治运作,都与前代有根本改变。

  当然,宋代(北宋)一百多年本身就是一个大解构、大变动的时代。

  准确来讲,北宋是古代到近世的一个过度时期。在此过度的过程中,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了。而其没能将中国文明带入下一层次,这同样是另一话题。

  北宋的社会变革没能抵挡得住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犯。

  靖康之变后,南宋存续了中国文明继续前行。在江淮到四川漫长的防线上对金蒙作消极防御的同时,凭借北宋时代的技术进步,南宋开辟了利润巨大的海上贸易航线以保障国家安全。

  南宋是中原衣冠的第三次南渡,其国都设在杭州。

  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分析,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国家的政治运作应该是在一块理想的广袤平原上。

  一个帝国,也只有在拥有了一块巨大的富庶平原作为支撑之后,才能行之有效的对边疆地区积极开拓和强硬。

  而南宋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因为南宋把从华北平原到江淮平原间的精华部分都丢了个一干二净。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支撑南宋政治局面的,只有局促在环太湖一带的长江下游平原。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南宋除了对这块平原的全方位统治之外,对江汉、对四川,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也因此,我们才看到史书记载中南宋对南方开发程度的有限。其对江汉和四川的重视,往往首先关注于军事防御。

  南宋依靠其先进而强大的水军,却并没有凭此深度开发江汉平原。

  而四川,我们知道南宋建了很多堡垒,却并不知道其对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和社会的大踏步发展有过什么大的举动。

  或者,南宋也不敢对这两处深度开发,因为有桓温的例子在前,南宋可不想成为第二个东晋。

  我们常听说湖广熟,天下富。这是从明代开始流传开来的一句俗语。

  而在明代开初,本来不是这样说的,而是太湖熟,天下富。

  而这,也正是南宋对环太湖平原深度开发的真实写照。

  我们说深度开发,打个比方,一个集团公司要做产业,其所支撑整个集团运作的必然是核心产业,那么,整个公司的资金、人才、资源,也必然向核心产业靠拢聚集。

  南宋也是这样,他首先必须有一块能提供他政治运作和统治其他地区的核心区域,而这,就是环太湖平原,用我们今天的地理语言来说,正是——-江南!!!

  是个中国人就会知道江南之于中国的重要,这块地方已经不单单是地理区位那么简单,她是富庶的代名词、是美好生活的具象,是风花雪月的故乡、是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聚集之地。

  为什么?

 

 为什么江南会寄托中国人如此多的情感与梦想?

 

 为什么江南会成为最经典的古典中国的代名词?

 

 因为南宋,因为在南宋时代,江南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南宋的核心统治区,江南在南宋政治版图上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象会有多少政治精英从江南地区源源不断的供给杭州,我们可以想象会有多少富商大贾源源不断的繁荣杭州。

  然而江南还是太局促,作为农作物产地,它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供应南宋政府。

  将农作物产地放在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南宋又不敢(前面略有分析,即容易滋生军阀)。

  那么相对于南宋一亿多的人口,整个南方因为多山地貌,又难以形成广阔的市场空间,怎么办?

  前文说过,唐代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中国最繁荣的巅峰时代,是因为唐代获取了从魏晋时期就持续不断开发南方近三百年的成果。

  其时,北方尽管历经战乱,可是物候条件还在,所以唐之繁荣等于同时获得了两个中国。

  而到了北宋,经过安史之乱后二百年的战乱,北方终于垮了。长安已不能为都,洛阳已不能通航。

  北宋虽说是拥有中国东部大平原的精华所在,可是物产已衰,南北贫富差距(指中原与江南的差距)已显。

  于是北宋为了促进北方(中原)的社会进步以维护政府统治和版图完整,开始重视技术进步、开始重视商业和资本运作。

  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因为北宋政府的不得不为而由此兴起。

  可是北宋尽管拼了老命似的玩技术升级,玩经济繁荣,但是面对历朝历代所没有的北方边患。

  此时的北宋和辽之地缘问题,对北宋来说已经不能叫做北患了,应该叫做国防安全才合适。

  因为辽国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其以辽东平原为基地,南控华北,西据蒙古,把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收拾的服服帖帖。

  打个比方,辽之于宋,正如俄罗斯之于今日之中国。

  北宋不得不把巨大的国防开支用于与辽国的对峙。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到宋辽两国都熬不住了,金国崛起,一举干掉两强。

  所幸天佑华夏,金国海陵王乱政,而岳鄂王砥柱,总算是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

  然而又不幸的是,本来搞全面工业升级,正努力往工业资本帝国爬升的北宋。没能赶在游牧民族南侵之前升级成功,华夏文明的前进之路被折断了腰。

  再来说南宋,前面分析了好一大段,正是分析南宋的现实局面之所在。

  对比北宋,南宋没有便捷的地理交通,也就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去继续搞工业资本升级。

  巨大的人口需要供养,北方的金国需要防御,江南根本就不可能为此提供充足的资源。

  怎么办?

  于是南宋政府将目光聚焦到了海上贸易。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南宋凭借北宋的技术积累,凭借占据了东亚地区广阔的黄金海岸。

 

 于是,硬生生的挤进了本来被阿拉伯人所掌控的南海贸易圈(此时穆斯林的传教活动已经拓展到了印尼),同时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人口,迅速在南海(即东南亚)站住脚跟。

  于是传说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准确一点来讲,应该是海上瓷器之路)就此成型,于是至今都为东南亚土著所深深恐惧的华人商帮就此铺天盖地而来。

  于是,困扰南宋很久的粮食问题有解了(从越南等国进口),困扰江西、福建等地的瓷器销售有解了(本来这些货物的大宗消费商是北宋时期的北方贵族和皇室)。

  甚至于四川的经济都因此而拉动,从而飞速发展(蜀锦、蜀漆)。

  更甚至于,北方金国的边防问题都有解了。

  南宋可以一边做贸易联络高丽和日本以经济封锁金国,庞大的战船可以随时骚扰金国北方海岸线,以分解从淮河到四川的边防压力。

  于是历史之诡异也就此显现,本来北宋走产业和技术革新的工业资本升级,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北宋将华夏文明带入下一个历史层次。

  却在南宋时期,因为现实的政治和军事等诸多压力,转变为走商业资本升级。

  而商业资本升级我们是知道其结果的:威尼斯、热那亚、西班牙、葡萄牙、一直到荷兰,历史之历历在目,我们也就很容易不奇怪南宋的结局和其成因了。

  巨大的海上贸易凭借瓷器、丝绸、茶叶、漆器等等当时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顶层消费品。中国货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铺盖日本和高丽、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世界,甚至积极拓展到东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世界(这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断绝的结果)。

  与此同时,为了供应这巨量的出口商品,南宋政府通过官办窑场、茶场、丝厂等垄断商业机构以保障海外市场的日常供应、因此,福建、江西、广东等南方省份的轻工业飞速发展。

  而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又通过、市舶司(又是国家垄断形式)补给内地(即江南)。

  于是南宋立基之初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迅速改善。于是朝廷和地方终于可以风花雪月,只把杭州作汴州了。

  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操作系统和操作过程呢?

  首先,南渡君臣将杭州作为国都,作为其核心地带的江南提供主要的科举人才以治国,同时江南地方保留少量的农作物基地以备日常开销。

  其次,把江西、福建等不适宜农作的地方开辟为轻工业基地。作为供应出口商品的生产地。

  第三,在沿海广辟商港,如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地,作为对外出口的通道。

  第四,将海外诸国作为商品倾销地,以赚取巨额利润(注意,这样海量的巨额利润不可能在地貌多山的南宋获取)。

  最后,从海外所赚取的巨额利润通过官府垄断的方式回返内地,同时开发和扩大江南市场容量,促进江南消费的飞速发展,以收拢人心,保障政权安全。

  下笔至此,本文的主角已经呼之欲出,其超控其后800年的中国历史之长、之久、之深,堪可与罗马教廷相匹配。

  其对中国文明之贡献与毁坏,也实在是一言难尽。

  其对今日中国之影响,更是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其乃百代之伟圣乎?其乃千古之罪人乎?岂可一言而叙尽!

附注:文章均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立场,不代表“东方时代环球时事解读”及其网站、公众号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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