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码´期期准毛泽东对解放军,毛泽东军事思维进步历程

[摘要]毛泽东于陕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了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在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方面,毛泽东提出应以两军力量对比及其总的变动为依据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依据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方向不规则无定向”,“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等指导方针。在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方面,毛泽东分析了以巩固求发展与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及以发展求巩固与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两个问题的具体内涵。

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所概括出来的全面、系统的理性认识。它主要是指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前人有关战争指导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总结、补充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基本规律的战略思想体系。并在建国后保卫国防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深化。
毛泽东对战略概念的含义的规定战略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是战争指导者正确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对战略概念作了科学地解释。他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很明显,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凡属带有要照顾战争各方面、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都是战略问题。他还认为:战略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①这表明,军事战略根据时间和空间等具体条件的决定,它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例如世界军事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战役性战区战略等。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将处于一种互有制约的从属关系。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而言,它主要是中央和各战略区的关系。战略的任务是要正确解决战争指导上一系列重要的计划与实施问题。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然而不仅如此,“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在战争指导中,对于诸如认识战争形势与特点,找出战争规律,制定战略方针和计划,以及实现战略方针与计划中有关战略目标和主要战略方向的选定,战略阶段的划分,战略转变,武装力量的部署与运用,战场选择,战略后方的组织与保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须战争指导者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正确地加以判断和解决。战略理论是军事理论的骨干。毛泽东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③只有重视对战略理论的研究,才能正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4页。
确认识和把握战争的基本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指导战争。因此,必须重视学习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军事理论,同时又必须重视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去加以考证,吐故纳新,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作战中,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逐步形成、完善并趋于成熟的。
1927年秋,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革命军首先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创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斗争实践中根据初期作战经验总结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战原则。
这一原则,它“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战略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①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进行多次的反“围剿”作战中,正确地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正确地规定了有关战略防御中一系列的作战原则。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他又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采用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1936年12月,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经验的基础之上,撰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实行战略防御的方针和原则,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与特点,于战争初期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正面战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
和敌后战场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②的战略方针。并在战争实践中顺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我军转入敌后战场之后,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故,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经过八年抗战,逐步地转变了战争形势和发展壮大了自己,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期,毛泽东通过所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著作,使其军事战略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并趋于成熟。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时期。整个战争经过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全过程。在战略防御中,毛泽东及时总结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打运动战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逐步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又根据我军几十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的作战理论更加系统化。1948年秋,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他及时主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作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的决战胜利。在指挥各野战军实施战略追击中,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又提出了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尔后回打溃逃之敌的战略方针,迅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建国后,特别是在抗美媛朝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在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在理论上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及时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更新、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基本军事战略思想基本军事战略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和根本指导意义的,成系统而又互有联系的军事战略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根据地战略。根据地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发生和形成的。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总战略的指导之下,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可以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同时,也避免在革命力量还弱小时去和强大的、占领中心城市的敌人作决定性胜负的作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去争取全部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先后在全国主要是南方诸省建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敌后建立的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并在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发展成解放区。都从实践方面说明了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从理论上亦先后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①一套办法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在敌后创建十个战略支点,即十块大的敌后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②他多次强调在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必须驱逐流寇主义思想,确立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实行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依靠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由此可见,根据地作为一种基本战略思想,它具有三方面的战略意义:第一,它是进行革命战争的立足点和战略支点,没有这种立足点和战略支点,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站稳脚跟,并得以逐步推进和发展;
第二,它是支持长期革命战争,为前方提供人力物力补充的重要的战略基地。
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第三,它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是这条战略道路的起点和基石。
游击战争战略。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既是一种战略作战形式,又是一种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从实践上看,在中国革命战争长达二十二年历程中就进行了十八年的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战;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曾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论述,要求全党全军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的武装力量,要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壮大起来,主要地就是要在中①《毛泽东选集》第卷,第98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418页。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以农民为主的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却处于进步的时代,而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侵略。由于敌人占地甚广而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许多空虚的地方。为使敌在其后方不得安稳坐占,争取相持局面之出现,并为我战略反攻准备力量,就必须及时地发展和坚持广大的敌后人民游击战争,否则,就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全体上讲,游击战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仍是正规战争。因此,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战争把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
持久胜敌战略。中国的武装革命不能采用速决战,而只能采用持久战。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所决定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从实践上看,土地革命战争进行了十年,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解放战争在经过一年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四年。从理论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持久胜敌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解放战争初期即和周恩来、刘少奇一起提出了五年左右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胜敌的设想。毛泽东持久胜敌的理论,完全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基本规律提出来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四个特点的分析,抗日战中他对敌我双方四个矛盾的分析,都一再强调这些特点和矛盾的存在,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可能发展和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战胜其敌人,从而也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革命战争的坚持与发展,从总体上讲,除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需要时日和需要一个敌消我长的过程之外,还有直接支持和影响革命战争进程的诸多因素,如人民群众的动员与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线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发展与积蓄等。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和发展的持久过程。
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吸取古今中外积极防御思想的精华,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一种战略防御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弱小的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打破敌之”围剿”,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求得胜利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我之间犬牙交错和多种包围的战争形态中,我军经常处在敌数路围攻的情况下,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各个击破敌之围攻,以不断壮大军事力量和促使根据地的扩大与发展,为战略反攻准备力量。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和敌处战略进攻的情况下,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是避敌锋芒,机动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逐步掌握战略主动权和战略力量达到相对平衡之后,则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积极防御战略,虽在不同战争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它的核心思想即攻势防御的原则却是共存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理论,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第一,他把积极防御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筹划,并通过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即战略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来实现它。第二,在具体内容上,它除了战略防御中的攻势行动这一普遍原理以外,还与战略反攻以至和战略进攻相联系,明确提出: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第三,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防御外敌入侵的国防战略中,又提出通过积极防御战略来争取和平环境的实现,明确指出,只有加强国防,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防止战争。
使积极防御成为指导和平时期巩固国防的军事战略方针。
武力威慑战略。在现代,将“威慑”作为一种战略理论,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威慑战略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过“止戈为武”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主张。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过“威慑思想”这个概念,但他的威慑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是存在的。
而真正作为一种战略思想,还是在建国后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重要的战略措施与指导上。一是实行全民皆兵。五十年代,毛泽东曾针对国际现实发出号召,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这在当时我国受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下,对制止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犯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二是发展核武器,毛泽东始终认为,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问题,但同时又认为它确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并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因此,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搞一点原子弹,才不致受人家欺负。
我国核战略武器的成功发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对制止新的战争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侵略他人。
因此,毛泽东的威慑战略又具有鲜明的正义性、防御性和局部性等待点。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红军;战略防御;反“围剿”斗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推动国民党进一步向抗日方向转变,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在全国范围内停上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的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党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于5月3日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明确提出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这就是: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红军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从政治思想、军政训练、组织整顿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加强了部队建设,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作了积极的准备。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开展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这就为这我军由国内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开创中国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粉碎强大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划清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界限,统一全党、全军的军事思想,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这部著作的发表,奠定了我军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这部著作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明确指出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而党要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就不仅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规定了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唯物地辩证地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战争的全局和局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和客观物质条件,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战争形式上的”围剿”和反”围剿”、防御和进攻、退却和反攻等等问题。
“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战略防御是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转入进攻和发展的关键全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必须承认和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既要反对轻视敌人,又要反对为敌人所吓倒。在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充分的反”围剿”准备。当优势的敌人发起”围剿”时,一般是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当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时,红军要抓住战机,举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解决两军的胜负问题。在战略反攻中,要坚持歼灭战的方针,慎重初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被迫转入防御时,红军要适时转入进攻,扩张战果,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指导规律,总结了一套实行人民战争的原则和方法,发展了马克恩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党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当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性的武装抗战局面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对于正确分析和认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统一思想,教育于部,团结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战术,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脑,为抗日战争进行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丽萍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追述了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及“血战史经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707页。),深刻阐述了严格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发展战略基地的方针等我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略创见和实战经验。这份文稿记述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战争指导理论,极大丰富了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战争指导理论体系。本文以这篇文稿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论述,对此予以分析。

责任编辑:丽萍

一、严格区分战争和战役的战略进程

我军指挥员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已从反“围剿”斗争中总结出区分战争和战役进程的科学方法。无论战争还是战役,合理区分其战略进程,有助于厘清和抓住实行临战准备和战略预置的重要时节。

以两军力量对比及其总的变动为依据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

这一认识是我军指挥员在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篇文稿中,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斗争经验时指出:“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
”“‘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717、713、720页。)
显然,我军指挥员此时已掌握了区分战争进程的方法——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其总的变动区分战争的战略进程。

具体地说,战争一般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敌对两军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强军往往采取战略上的进攻,弱军多采取战略上的守势。弱军要想战胜强军,必须在战略防御中不断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战争的攻防形势发生根本转变。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16页。)正是凭借这一经验,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初期正确预见了抗战要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依据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

这一认识也是我军指挥员在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中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这种战役通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第二个阶段是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13页。)由此观之,反“围剿”战役应主要区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进程。

那么,对于反“围剿”战役而言,从防御转向进攻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呢?对此,毛泽东未作直接回答,但他在文中专门介绍了怎样抓住重要时节实施战略预置,并将反“围剿”战役的防御进程细分为反“围剿”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这三个重要战略阶段。(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17页。)他同时指出,前两个阶段中所有军事政治处置,都是为了保存自己、准备反攻的战略目的;第三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歼敌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态势,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确切地说,这里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应称为战役反攻和战役进攻。之所以用“战略”代替“战役”,原因在于毛泽东为更好地把握战役进程,辩证地把一次反“围剿”战役放大为一个战争全局,把一次战役的若干进程上升为战争的进程,以利于实践中更好地抓住“枢纽”,实行战略预置。)红军由反“围剿”战役的战略反攻转入战略进攻时,常选择在敌人某个方向出现孤军冒进或疲惫懈怠时,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歼其一部或数部,使其他方向诸敌因惊恐、疲惫、胆怯、士气低、指挥不统一等多种原因主动撤出根据地,转入战役守势(或称战役的战略防御阶段)。此时,敌我双方战役力量虽不一定发生根本变化,但红军常能抓住战机,展开战略反攻,收复失地,由内线转至外线,将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

可见,毛泽东是以两军战役力量和态势的综合对比为标尺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的。这种把战役或是战役某阶段看作一个独立的全局,再行划分战略进程的方法,实则就是毛泽东在1935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的我军作战指挥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418页。)
。这说明,这一时期我军已掌握了区分战役的战略进程的方法。

二、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预置的施行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我军指挥员取得了在战略防御进程中战略布势的丰富经验,总结出较为系统的战略预置指导原则。

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方向不规则无定向

这个原则是
1936年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东征途中提出的,他们在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指出:“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29—530页。)

实际上,任何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都存在战略方向和战役方向之分。譬如,中国革命长期以来的战略方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这就决定了我军的战略预置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乡村和小城市。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乡村和小城市这一大方向内,无论是赣南闽西根据地,或是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都可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小方向。即使在红军丢失上述根据地后,经转战万里重新创建的陕甘宁根据地,从战役层面看它的方向虽是不规则的,但从战略上看仍处于广大乡村和小城市,这个大方向是规则的。再比如,在反“围剿”战役中,遵循“诱敌深入”方针,实际就是把战略方向规定在内线,在根据地这一大的战略方向内,无论是根据地的前部、中部或后部,都可作为依据敌情变化灵活选择的战役方向。所以,无论对于战争或战役来说,其方向都存在着战略和战役之分,也即所谓的大方向与小方向。

因此,战略方向是相对稳定和有规则的,战役方向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毛泽东在
1937年 9月
20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中说:“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4页。)
也就是说,我军在战略方向上应处于敌人的侧翼及后方,这个大方向是规则、定向的,但在敌后哪一个具体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根据地这个小方向上,须独立自主、因地制宜、灵活多样。

战略方向有规则还表现在: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定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主要是指现实作战,强调在战役战斗上集中兵力,对敌形成相对或绝对优势。因此,战略预置方向只应有一个。在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说的就是作战方向与力量使用的辩证关系。(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46页。)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个规律,采取无视战略方向有规则的平均主义,在敌人第五次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组建中央军和东方军,实施“分离作战”,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结果却常常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4年
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 31个师的兵力,从
6个方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临时中央却采取“六路分兵”,同敌人硬拼,结果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并不是说使用方向只能有一个。对此,毛泽东强调:“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48页。)在特殊情况下,当己方以相对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时,亦应区分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仍须贯彻以优对劣、以多胜少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尽管战略方向有规则有定向,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在总结反“围剿”的退却方向问题时指出,“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30—731页。)。

事实上,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客观上就存在两次变换战略方向、转入主动的机遇。第一次出现在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福建事变发生之时,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15页。)。第二次出现在 1934年
6月下旬,湘赣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中央红军应挥师西向,转到外线作战,“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31页。)。尽管毛泽东以高度的战略敏锐,两次提出抓住机遇、转战外线的战略性建议,但都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结果使红军付出包括失去“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14页。)的沉痛代价。后来,正是吸取了上述血的教训,毛泽东深刻指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749—750页。)

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这一原则,是 1935年
11月底毛泽东在陕西鄜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会上,毛泽东分析了直罗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枢纽,并强调以后作战必须争取四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398页。)。

战争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35年
1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甘泉以西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此举令蒋介石极为不安,于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调集东北军
5个师,分别以王以哲部 1个师和董英斌部
4个师沿葫芦河构筑东西封锁线,沿洛河构筑南北封锁线,东西对进、南进北堵,企图围歼我军于葫芦河以北、洛河以西地区。如若敌军阴谋得逞,红军向南发展的道路将被锁死,根据地也将处境堪忧。此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把三面环山、北面是葫芦河、形如口袋的直罗镇作为歼敌战场,粉碎敌人对葫芦河的封锁,为红军向南发展、转入反攻打开突破口。从部署战役起到发起总攻之前,毛泽东多次向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提出“要打歼灭战”。毕竟,直罗镇这一战役枢纽掌控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对葫芦河这个战略枢纽的掌控程度,进而影响到整个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进程与结局。

这一原则,为我军筹划战略预置提供了重要指南。枢纽,意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事物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对于战争来说,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心或关节。战略枢纽和战役枢纽,分别是相对于战争和战役这两个不同的“全局”来说的。从毛泽东最初提出“抓枢纽”的实践背景看,这个枢纽是指“重要地域”。可见,抓枢纽的原则,最初是用于指导夺控重要地域。

这种情形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较为常见。例如,1936年
2月,东征军在开进山西初期把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当作“作战枢纽”。(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468页。)是年
6月,中共中央指示西方野战军,把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地域作为“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542页。)。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分别在不同时期提出:“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82页。);“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192页。);“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8、121、149、157页。);“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681页。);等等。这些枢纽地域,分别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战略全局的重心。然而,除指地域外,枢纽一词还常用于指代重要阶段和时节等。在战争领域,无论枢纽指的是地域、阶段还是时节,抓枢纽,大都与战略预置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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